厦大博士失业摆摊 害怕城管来弄死自己

对黄云凌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命运的不公,而是奋争后的徒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厄运。

陈亮东渡日本求学、工作20余年。从去年4月开始,他成为一只名副其实的“海鸥”:一边在日本东京大学做研究员大学聘,聘期一年,一边隔三差五地回国找高校联系工作,以照顾耄耋之年的父母。当他邮寄了百余份自荐材料,参加了十多次“海归”项目的对接活动,以及一系列面试、考核之后,有关高校的回答都是“等等再说”,结果却不了了之。

纠结了一个多月后,黄云凌最终去了福州市汽车南站,摆起了地摊。

前不久,陈亮得到北京某高校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点拨:“赶快去找上面的人,没有背景别想进来。”陈亮辗转反侧地想“去找谁”,最后找到了中国青年报记者,把回国求职的遭遇一吐为快。

他是厦门大学[微博]的管理学博士,毕业已近半年,至今没有找到工作。从开始求职时的信心满满,到现在摆地摊,黄云凌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到这种田地。

院长、书记“打架”,堵死大门,封住边道

“最讽刺的是,我研究的领域是社会保障,如今自己却沦为弱势群体。”他说。

陈亮回国工作的首选目标是某高校。该校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书记与陈亮见面时说,学院非常缺少来自日本、韩国的海归,你的加盟可以把相关专业带动起来。

这一切,都因为命运与他开的一个玩笑——“先天性脊柱侧弯”,俗称“驼背”。黄云凌身高刚到1米5,头部前驼,且因身材过于瘦小而显得全身比例不协调。

而在与该院院长面谈时,院长却说陈亮不是体育专业出身,再懂经济也没什么用。陈亮反驳,综合性大学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发展重点应该是经济与管理课题,体育只是一个前提条件。过分强调体育本身,还不如直接办成体育大学或体育学院。

从出生至今,黄云凌已经与身上背负的这个“伙伴”抗争了27年。

事后,陈亮打听到,该院是书记管人事,院长管教学。书记是点头同意了,但院长顶牛,不给安排教学任务也没办法。他用手机给院长发短信,但都石沉大海。

他曾经相信知识能够帮助自己对抗命运的不公,一度因为考上博士而希望大增,可是求职过程中接二连三的遭拒,还是让他感到现实的冰冷。

不久,同一所大学的经济学院相中了陈亮,并向学校人事处申请录用指标,却被告知:“此人不能录用”。原因是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已经同校人事处处长交涉过了。

对他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命运的不公,而是奋争后的徒劳。

“书记与院长‘打架’,不仅堵死了我进这个学院的门,而且还把‘边道’给封了。”陈亮说。

摆摊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北京另一所高校。陈亮把应聘材料邮递过去后,院长同意接收,可书记说,前几年招聘了一名日本海归,学术水平不怎么样。陈亮说:“你们信不过我的话,可以给一次试讲的机会。”结果依然是石沉大海。

2013年11月21日,福州的初冬,中午气温接近二十度,不太冷,长袖衫外面套件夹克就行。从借住的姐姐家到福州汽车南站要一个多小时。黄云凌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书包,里面有从淘宝上200多块进来的“民族风情”挂饰。

  学术论文算什么?能拉关系,拿来项目资金才是真本事

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一个多小时里,黄云凌一直忐忑不安,他是个“自尊心很强”、“脸皮很薄”的人,在公众场合摆摊以诉说自己的不幸,还不知道会迎来什么样的眼光。

今年三四月间,北京一所高校筹建管理学院并面向海外招贤,欢迎有识之士报考院长等职位。3月31日下午,陈亮看到招考公告,立即用电子邮件给这所高校发送个人应聘材料。4天后,他接到了该校复试与面试的通知。

中午12点,黄云凌到了汽车南站,发现附近的人行道上已有好些小摊贩,卖化妆品、卖书、卖工艺品的。

陈亮说,最后包括自己在内共有8人进入复试范围。在这8名候选者中,陈亮自己有国外学习、工作背景,有2人没有来参加,1人因为文凭与论文造假被取消资格,1人在国外大学进行过短期访问与进修,其余3名都是国内大学成长起来的“土鳖”。

他观察了两天,早就踩好了点。有个卖字画的大爷,摊子大,吸引人。在大爷旁边,黄云凌铺开一份报纸,摆上小挂件,开张了。

大伙儿在吃饭时就听到一些风声:学校人事处领导是湖南人,湖南某大学的一名副院长前来应聘;一位曾担任河北某大学团委书记的老师也来报名,此人虽然没有留洋经历,但对这所大学的事情件件通晓。其他面试者经过打听获悉,此人是校领导的亲戚,而学校从北京一些名校请来的评委,其中就有其导师。

不一会儿,“驼背”青年黄云凌和摆在“摊位”上的博士毕业证书,就引来围观。揣着名校博士文凭竟然找不到工作,就因为形象?

让参加面试的人疑惑的是,评委们在面试时不是很关心应试者的学术水平与学院发展的战略规划问题,重点考查的是学院内部出现了矛盾该怎么处理等问题。一些参加面试的人质疑说,这是不是在招考管理学院院长与副院长?在面试时,校方的回答揭开了这个疑团:学校招聘你们,发表几篇学术论文顶什么用?活动能力强,会拉关系,能忽悠来院士,拿来资金项目才是真本事。

最早跟他搭话的还是身边那位大爷。大爷是地质队退休的,退休工资很高,闲来无事,摆摊卖画纯属娱乐。“他最先跟我拉家常,说这个社会不公平,要让一个博士出来摆摊什么的。”

最后在公布录取名单时,不出其他面试者所料,校领导的亲戚入选。

一个福州市第六医院的阿姨虽然没买东西,却对着黄云凌说了很多:年轻人不错啊,蛮聪明的,是个人才啊。社会不公平,要努力,不要放弃啊。李嘉诚当年也是白手起家。有空去第六医院急诊科找阿姨啊……

请汇15万元,3天之内寄送录用通知书

有人打了报社的热线电话,不过还没有等到记者来,城管来了。

陈亮在求职过程中还碰到很多奇怪的事情。他曾经把目光投向某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明确告诉他:学院是要招录一名海归,但名额已经答应给了美国某大学的一个系主任。这位主任要是来的话,你就没有戏;如果他不来,我们就打电话联系你。

前两天“考察”现场时,黄云凌曾亲耳听到城管对小贩们喊:快走,不然弄死你!当时他心里一阵“恶心”。通过打听,他专门挑了个吉日来,这天应该不会遭遇城管。谁知“上头要检查”,城管突然袭击。

陈亮上网搜索院长专门提到的这位美国教授的信息后发现,对方根本不是什么系主任,充其量是一所大学的临时工。压根儿就没有美国海归回来的事,院长只是释放一个烟雾弹,给陈亮虚晃一枪。

黄云凌离开时是下午2点,可就是2个小时的摆摊经历,让黄云凌成了新闻人物。

在向某联合大学国际商务学院发出一份应聘材料后,陈亮接到回复:请汇15万元,三天之内寄送录用通知书。收款人的名字、电话与账号一应俱全。经查实,对方提供的账号根本不是联合大学的财务账号。

回姐姐家不久,黄云凌就接到了当地记者的电话,第二天,“厦大博士摆摊被城管劝离,因残疾求职屡碰壁”的新闻登上报端,传遍网络。黄云凌的“目的”初步达到了。

陈亮觉得眼前的水很深,不敢贸然涉足,便向北京警方报警,纪检部门也随即介入调查此事。事隔不久,这所大学分管纪检监察工作的书记给陈亮打电话表示道歉,说是学校官方网站的邮箱被人盗取。

几天之后,姐姐才从网络得知“摆摊”的事情,但她仍然没有当面提过。多年来,对黄云凌因身体原因造成的尴尬保持“若无其事”是家人的默契。

在一所高校碰壁是个人原因,可这么多的学校呢?

“去摆摊他肯定难过,说了怕影响他心情。不过这也是一种正常表达方式,总比做出极端行为强。”黄云凌姐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陈亮现在总算在北京某体育学院找到一块歇脚地。不过,随之而来的与体制、机制之间发生的冲撞,令他难以招架。学院新成立了一个由他领衔的学科研究室,办公室空空如也。陈亮找学院总务处反映情况,可工作人员就是不肯把堆放在仓库里的桌椅配置给他,还说“国有资产不能随便流失”。

而黄云凌最害怕的,是同学的反应。

鉴于陈亮每天在东五环外住地与学院办公室之间来回跑五六个小时,今年7月,体育学院党委会研究决定,给陈亮提供一间公房。

“上新闻”之后,厦门大学官方微博上炸开了锅。“这不是我经常在图书馆见到的那个人吗?”很多人回忆在哪里见过黄云凌,有人则感慨他“学社会保障却自己沦为弱势群体”。

直到9月底,总务处才通知他去打扫房子。陈亮开门一看,窗户边爬满了蛆,屋内臭气熏天。

黄云凌没有刷微博,他害怕正面迎接议论。

学院清洁工悄悄地告诉陈博士:“那是一间建在厕所下水道上的‘阴沟房’,连农民工都不愿住,一直空在那里。”陈亮把学院党委书记和人事处处长请到现场。两位领导实地察看后表示,确实不能住人。

他更没料到自己会第一次收到那么多同学主动发来的短信,包括并不熟悉的同学,都是鼓励他。一个已经移民[微博](微博)到加拿大的同学特地发来信息,称他“敢站出来说话,很强悍,很勇敢”。他说,这些多少抚慰了自己几天以来的焦虑和“羞耻”感。

“如果我在国内一所高校碰壁,或许是个人原因,可现在我在好几所高校面前都碰壁,这就该从思想观念与管理体制上找找原因了。”陈亮博士疲惫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与他做博士同学三年、关系交好的张坚,得知这条“新闻”时吓了一跳,“他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了?”打电话两天没人接,又在黄的QQ上留言,张坚担心黄云凌会出什么事。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张坚原本是一所高校的老师,毕业后回到了原单位。三年前,他考入厦大读在职博士时,黄云凌正好从本校硕士直升博士,两人成了同学。

在已经结婚生子的张坚眼里,1986年出生的黄云凌是个单纯的“小弟弟”:“他对学术有很美好的想像,对未来充满理想。我已经是社会人了嘛,比较愤青,经常说些体制没救了这样的消极话,他反而会鼓励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破灭

黄云凌最怕的是让同学看不起。

他一度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可如今的境况,又让他止不住联想起试图埋葬的记忆:初中时,身边同学用语言和肢体嘲弄他,使他一度厌学;班主任出于“关心”,在全班同学面前多次将他叫出教室,嘱咐他与其他人不一样,要好好学习;做早操时,全校师生都要到齐,即使不能做那些动作,他也必须站在那里。

“诺大的操场上,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丢在岸上的鱼。”黄云凌说。

他不想去学校。母亲劝他:“你不去读书将来干嘛呢?”

大三时,他开始刻苦学习准备考研[微博](微博),并为了体检过关而开始长跑,每隔一天跑四五公里,坚持了七年。

考上厦大研究生的黄云凌,成为他们那个不怎么好的本科大学里的“榜样”。

他读到博士,成了家里学历最高的那个。邻居夸他时,他看见了父母亲脸上的自豪。

博士期间,他成功申请到去荷兰公费留学[微博](微博)的机会,对方教授对他的研究计划很感兴趣,但因为当年有别的事务,邀请他明年再来。可是第二年就错过奖学金了,加之黄云凌没有预测到自己毕业后会遭遇“失业”,与出国机会失之交臂。现在回想,他懊悔不已,如果当初争取出国留学,并留在国外工作,自己的命运或许会从此改写。

“在西方国家,像‘霍金’那样重度残疾的人依然能够成为学术领域的偶像,获得全社会的尊重。”

在厦门读书期间,放假时他也很少回家,他知道自己需要比别人更努力,而他也能从学术中感受到最大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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